高廷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理事）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了《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和《加强政府投资基金投向指导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继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首个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指引文件后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对万亿规模政府投资基金的精准化管理进入新阶段。
创业投资是投资人与创业者共同推动创新、创造价值的冒险历程。自20世纪末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创业投资为无法通过传统金融体系获得资金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启动资金，在我国新经济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二十余年来，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这一过程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创新便是政府引导基金的兴起——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机制，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体系在支持早期科技创新方面的不足。
政府引导基金的核心逻辑在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私人风险资本由于高风险偏好与短期收益导向，往往容易忽视基础研究、早期技术等具有重大社会效益但回收周期长的领域。政府通过设立政策性基金介入，成为跨越创新“死亡之谷”的关键桥梁。与欧美国家政府风投的模式不同，中国政府引导基金中地方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目前，相当一部分的政府引导基金交易由地方政府主导，这种模式虽然加速了区域创新网络构建，但也需要在战略导向与市场选择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产业链思维。不同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模式，中国政府引导基金更强调通过解决基础性技术的长周期投资难题，实现创新要素的定向集聚与扩散，最终带动整个产业集群的协同升级。这种“以点带面”的系统性思维，正是中国在复杂产业体系中实现技术跨越的独特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耐心资本”，这一表述蕴含着深刻的战略考量。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真正的核心技术突破往往需要10—20年的持续投入，而传统的短期投资模式显然无法匹配这一时间要求。“耐心”二字的深意在于跨周期调节。政府投资基金作为长期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经济下行期坚持投入，在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战略性布局，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截至2024年6月，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共计2126只，总管理规模超12万亿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通过“母基金+子基金”模式，带动社会资本超过5000亿元，孵化出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行业龙头，实现了从材料、设备到设计、制造的全产业链突破。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中国必须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政府投资基金作为“有形之手”，应当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那些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但对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从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到此次国家发改委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体现了中央对耐心资本重要性认识的系统化和精细化。
此次国家发改委征求意见稿的核心意义，在于推动政府投资基金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投资方向的聚焦上，更体现在管理机制的优化上。一方面，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需要系统性思维。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技术点的突破，而要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完整链条。政府投资基金应当发挥产业链整合者的作用，通过股权纽带将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连接成创新共同体，形成协同攻关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容错机制的建立同样关键。创新投资本身具有高风险特征，建立健全容错免责机制，将有效缓解基金管理人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在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更加大胆的尝试。
面向未来，政府投资基金承载着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使命。通过制度创新、机制优化和精准投向，这笔“耐心钱”必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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